苏联政治保卫总局的高明手段，在其境外情报行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许多“白卫”分子以及其他反苏政权的人物在内战时期成功逃离了俄罗斯并隐匿行踪。如今，政治总局正在策划将其中最具威胁的几位人物诱回苏联，其中一个著名的行动便是“信任”行动。政治总局的卧底以招募保皇组织成员为名，前往国外，成功与前白卫将军取得联系，甚至连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兄尼古拉大公也未能幸免。显然冠达管理，这个所谓的“保皇组织”不过是一个巧妙的幌子。
这一始于契卡晚期的行动逐渐复杂化，并持续了多年，直到1927年才被揭露。在此期间，卧底成功地揭发了苏联境内一批亲皇派人物，并引诱了一些境外的移民回到苏联。特别是前英国间谍悉尼·莱利也在其中。这些归来的移民一入境即被边防军逮捕。尽管过程中也有一些尴尬的失败，但这些境外情报行动依然揭示了西方国家对苏联深厚的敌意，这进一步加深了苏联的固有认知：帝国主义集团无论是通过军事干预，还是通过在国内培植反苏的第五纵队，都试图推翻苏联政权。
这项高明的行动在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副部长M1924束腰上衣的穿着中得到了体现。该服饰的等级相当于中将，或是苏联各地政治总局的首脑所穿。这件上衣左胸处佩戴着一枚十年纪念章，纪念的是1933年政治总局成立十周年，章上印有契卡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头像。
展开剩余72%除了在境外情报行动中展现高超的技巧，政治总局在文化界的手段同样巧妙，只是手腕相对温和一些。艺术家、作家、诗人、音乐家以及剧院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在电视、互联网和现代通信还未普及的年代，他们是大众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斯大林曾称艺术家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政治总局对他们潜在的敌对情绪非常警觉。于是，政治总局通过各种手段，威逼或利诱艺术家们要么支持政府，要么至少对知识分子的困境保持沉默。
政治总局的特工们，如缅因斯基、亚戈达和阿格拉罗夫等人，与艺术家和作家们建立了“友谊”，通过这种关系，不仅获得了社会名声，也渗透到了这些艺术家和作家的身边，暗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影响。作家高尔基直到1930年仍住在卡普里岛，直到被引诱回国后，他才前往贝洛摩运河，这一行程正是由亚戈达精心策划的“波将金村”旅行。这个大规模的奴工建筑项目后来得到了高尔基的高度赞扬，从而极大提升了政治总局和斯大林政权的公众形象。
萨文科夫的命运也充分展示了政治总局的高明手段。1924年8月冠达管理，他被诱回苏联，随即被捕、审判并判处死刑。虽然后来死刑改判为十年监禁，但他在1925年5月7日被记录为“自杀”，不过有专家指出，实际上他可能是被政治总局的狱警所杀。在此案的审理中，右侧桌旁的法官穿着的是红军1922年配发给高级官员的上衣。理应由革命军事审判团处理的案件，却落到了政治总局的手中。
政治总局与知识分子的合作还包括设计精心策划的审判秀，剧本和舞台导演都由政治总局提供支持。政治总局从不关心指控的真实性，只要能够通过审判获得公众支持即可。1928年5月18日的沙贺蒂审判，几乎可以视作30年代一系列审判秀的前奏。斯大林面临的难题是，即便他经常宣扬革命的成果，但工人们依然食不果腹，住在脏乱的房屋中，而那些无纪律的工人也常常遭遇残酷的镇压。更严重的是，生产指标被强调到不惜一切代价，导致事故频发，工人死亡率居高不下。而作为管理层的资产阶级专家们则享受着远优于工人的生活条件，不仅食品、住房和医疗都比工人好，甚至还配有佣人。
沙贺蒂审判主要针对的是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其中还包括一些外国人。这些人被控与西方资本主义和俄侨的特工合作，在苏联从事破坏活动。审判过程中，一些工厂事故被巧妙地描述为阴谋，指控其企图摧毁革命成果。同时，那些未能及时揭露这些破坏活动的腐败官员和管理层也被指控为叛国罪，至少是革命警觉性不足。这一审判加强了工人的革命觉悟，震慑了党内的腐败官僚，也为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奠定了基础。
至于这款制式军帽，其设计在1927年加入了黑皮颔带。该款帽子在各级官员中有着统一设计，但高级官员的帽檐质量更为精良，正如图中的这顶帽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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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限于见识，文中可能存在一些错误，若有明眼人发现，敬请指正。翻译过程中对名称进行了多次核对，可能与国内现行译名有所出入。笔者的翻译原则是准确传达原意，兼顾音译与国语化，以避免误解，特此列举如下：
- Potemkin：波将金
- Шахты/Shakhty：沙贺蒂，位于北高加索的一个小镇，俄语意为矿山
- савинков：萨文科夫冠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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